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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文学卷
1.建安七子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为“七子”,他们多活跃于建安年间(196-220)并参与了三曹的邺下文学集团,后人合称其为建安七子。他们对诗、赋、散文发展均有贡献,其作品多表达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悲叹、强烈的个性表现以及浓郁的悲剧色彩,他们的五言诗表现出慷慨多气、刚健有力的建安风骨。
2.江西诗派
宋代以黄庭坚、陈师道为核心而形成的诗歌流派,鲜明体现了宋诗的美学风范。以杜甫为诗派之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是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诗派的诗风讲求字斟句酌、法度井然、心态内敛,吟咏书斋生活,便于后学仿效。后来演变出题材上涉及感世伤国、范式上讲求活法为诗、流动和婉的新变化。
3.人间词话
王国维作品,最初刊载于1908年《国粹学报》,今通行本增入其未刊稿和其他论词资料。此书以论词为主,比较全面的反应了王国维的文学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论传统,吸取了西方哲学、美学成果(主要为康德、叔本华、尼采)而融贯汇通自成体系,在中国文艺思想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中具有关键意义和重要影响。其中的“境界说”尤为重要。
4.现代评论派
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它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流,在倡导启蒙、改造文化等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和新文化发展史上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5.三个崛起
三个崛起指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三篇为朦胧诗辩护的文章,具体指: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 主要思想有:第一、朦胧诗代表了由非我向自我、非人向人的回归的趋势。第二、朦胧诗代表了回归艺术本身的趋势。第三、提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呼声,公开亮出了现代主义的旗帜。
6.台北人
《台北人》是1971年集结数篇60年代白先勇创作的,并于《现代文学》发表的14篇短篇小说而出版的单行本。小说中所谓“台北人”,实质上是沦落台北的da lu客,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有异于以往文学主题的da lu情结。《台北人》真实刻画了饱受悲欢离合的台湾移民群体的人生百态,作品描绘了漂泊、离散者对故园的无限追忆和他们在夹缝中的生存困境、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以及青年一代未知的命运。
7.社会问题剧
社会问题剧是指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响应丹麦评论家勃兰克斯“文学要有生气,就必须提出问题来”的号召,用现实主义方法描写现实生活的一系列戏剧。有十几部,著名的四大社会问题剧有《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他用犀利的笔锋饱含着愤激的热情,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以及家庭关系多方面的假面具,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荒谬。现今也泛指反映现实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的戏剧形式。
8、法国新小说派
9.文学风格
文学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它是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特定融合,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其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标志。作家作品风格是文学风格的核心和基础,但也包括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等内涵。
10.叙事学
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而正式产生于法国。它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代表人物有托多洛夫、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玛斯、布雷蒙等。
论述题(六选四):
1.谈谈你对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理解。
参考:
“史家之绝唱”是指司马迁《史记》在历史这一领域空前绝后的地位、意义与影响。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一体例,又是后代正史之鼻祖,笼罩百代,《四库提要》称其“正史体尊,义与经配”,可见其崇高地位和历史意义。在今天,《史记》已经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文化元典之一。
“无韵之离骚”则是从文章体式、文学语言以及思想情感意识的角度强调《史记》的特征,《史记》的文体与语言是犹如《离骚》一样带着浓郁个人感情色彩和诗性特征的,且常常表现出与屈原一样“忧愁幽思”、“发愤著书”的思想情感底色。
《史记》常常被我们理解为一部通史,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部通史,它是司马迁所知道的人类史。司马迁把当时所知道的整个人类世界的文化和历史事件全都写进去了。它起于黄帝,终于今上本纪——当今的皇上。它贯穿了所有的时间,并且贯穿了所有的空间,有《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朝鲜列传》,有中国周边地区的人类的活动。它实际上是中国第一部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著作(以前的著作不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诸子书是一个流派的著作,不是一个人的著作)是一部宏大的著作,并且包容着如此丰富的信息,包容着如此广大的人类活动的知识。它足以使司马迁骄傲地站在这片土地上。司马迁知道自己将是不朽的。这个不朽将会到什么时候呢?也许将来国家会消亡,也许将来会没有中国,因为国家会融通、消失,但是《史记》将永远在。
所以,鲁迅先生才会盛赞《史记》在历史、文学两大领域的卓越成就和突出意义。或许我们可以说,《史记》的意义远远溢出了历史和文学的学科藩篱,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文明的文化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