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2013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模拟试题四,卓越考研特整理南京大学考研真题,为广大考生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
南京大学2013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模拟试题四(三小时)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
1文学鉴赏 2召唤结构 3行卷 4邵康节体 5《文选》6迷惘的一代 7《卡拉马佐夫兄弟》 8大河小说 9新秧歌运动 10潜流文学
二.论述题
1什么是主题与形象?它们各自经历了哪些变化?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云:“逸响伟词,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试对上述文字加以分析并阐释你的看法
3简述侠义公案小说的发展历程及其评价
4易卜生与萧伯纳的比较
5简述赵树理小说的思想成就和艺术特点
6 论述“延安文学”的得失
答案
1.文学鉴赏指的是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作者创造的审美对象的感知、体味和判断这样一种精神活动。文学鉴赏活动的生成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读者(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鉴赏主体)、文学作品(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鉴赏对象即客体)、鉴赏主体和客体结成一定的审美关系。文学鉴赏的三个环节,以感知作为起点、以体味达到高潮、以判断发生深化,使读者逐步深入到文学作品中去,从而领略艺术的玄妙。
2.1969年伊瑟尔在康斯坦茨大学作了《本文的召唤结构》的演讲,提出文学语言是一种“描写性语言”,包含许多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这就是作品的召唤结构。正是作品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使读者得以参与文学的意义构成,并形成文学理解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的个性变异。伊瑟尔认为,叙述中有四种主要角度:叙述者的、人物的、情节的以及虚设读者的。
3.唐代,科举中的礼部试不糊名,应试举人为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名次,多将自己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有地位者,以求推荐,此后形成风尚,即称为“行卷”。行卷的内容,贵精而不贵多,少者一卷,卷首多安排最精彩之作,以引起注意,行文中尚要避国讳、宰相讳、主试官讳、投献对象之家讳及自身家讳,须严格恪守。举人不可直接向主试官行卷,而须经显达者之推荐,向谁行卷,须郑重考虑对方的身份,地位。所行之卷用熟纸,不可涂改添注,要字迹端正,应有标轴的装饰,投送时须附呈书信,表达求知的愿望。若隔时日再呈书信及投卷,则称为“温卷”。
4.指北宋邵雍(卒谥康节)的诗歌风格。邵雍强调以安于本性为满足的“自得”,力图摆脱“清累”,追求扫除情感蔽障、物我两忘的境界。作为“自乐”、“乐时”与“乐万物之自得”的诗歌,“邵康节体”诗歌以“自在”取胜。它在诗学途径上空诸依傍,在写作心态上随意闲适,不讲究格律的经验和语言表达艺术,是宋代诗歌主流之外的别调。因而,其诗往往“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本”。其诗以实坦为主,自成一体,故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称之为邵康节体。但其借诗谈理,而忽略艺术形象的创作,曾遭人指评。
5.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编著。萧统﹐字德施。梁武帝萧衍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故后人也习称《文选》为《昭明文选》。《文选》30卷﹐共收录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全书收录作品514篇,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3大类,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推崇陶渊明的8首诗。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
6.迷惘的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海明威为代表的一群作家、记者流落巴黎,他们在战争中断饱受创作,失去了理想和生活目标,找江到生命的意义,精神抑郁,心灵空虚,消极苦闷,常常在醉生梦死中消磨日子。法国作家斯泰因对海明威说:你们是迷惘的一代,于是这个名称流传于文坛。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扉页上引斯泰因之语作为题辞,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品。
7.《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是根据
一桩真实的弑父案写成的。书中主要人物为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和他的儿子:德米
特里、伊凡、阿辽沙及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事情的结局是悲惨的,这一“偶合家庭”崩溃
了,它成为分崩离析的沙皇专制社会的一个缩影。 人们一般都把《卡拉马佐夫兄弟》评价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是一部规模宏大而有社会哲理内容的小说。书中人物众多,线索繁杂。但严谨的结构和曲折离奇的情节,深刻的哲理探讨和“美好人物”的魅力,卓 越的心理描写和对人的灵魂的无情剖析,独特的创作方法和高超的艺术技巧
8.原是法国文学中的一种形式,特指那种多卷本连续性并带有历史意味的长篇巨著。李劫人曾留学法国,受其影响。30年代中期,他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变迁为基本线索,完成了三部曲式的历史性宏篇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具有宏伟的构架与深广度,被人称为是"大河小说",其长篇巨著亦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史"。并且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以一个家族或时代为主题的也属于大河小说。很多大河小说采用“三部曲”的形式。
9.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讲话》精神在文艺上显示的最初成绩。文艺工作者改变了轻视民间文艺秧歌的态度,与群众一起,指导改造了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1943年春节秧歌闹得热火朝天,涌现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实践。
10.由于文革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状况,这时的文学实际上分裂为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文
学的写作和发表都属于公开性质,这是当时文学的主流;另一部分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异
端"性质,写作和"发表"都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状态中.后一部分最富于生命力,它们有的
以手抄本形式在读者中流传,有的以手稿形式保存,当时没有任何机会发表.这种文学可以
称为"隐在的文学".它们与公开的文学世界构成了对比的关系,并为80年代出现的重要文
学潮流作了准备.
1.主题是文学作品中统一的支配性观念,它是文学的内在要素。主题与惯例化了的意象模式(诗歌)和结构模式(小说、戏剧)有关。我国古代文学不少意象逐渐稳固化和符码化,如以杨柳象征别离,月亮表示团圆,红豆暗示相思,流水隐喻时间。在西方文学中也有同样的形象与母题反复出现,如以十字架象征苦难,玫瑰花表示爱情,羔羊暗示信徒等。
马舍夫斯基认为,主题具有某种情感色彩,常常包含价值判断。穆卡诺夫斯基从形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主题是结构的一部分,它受着结构的某些规律的支配。主题鲜明的作品往往是以一定的因果律展开故事情节的。如果不按照因果律来安排情节,主题就会显得淡化。以前人们对主题、内容、题材、论题等不加区分,这是不确切的。应当说主题是与作品的形式、结构密切相关的内在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便已经谈到形象问题。他认为悲剧有六个基本成分: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和歌曲。但这里的“形象”实际是戏剧情景,并不特指人物。倒是亚氏所说的性格接近后来人们所说的人物形象。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审美意象”的概念,他认为审美意象是是能表现理性概念的感性形象。其后,人们认识到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是文学艺术区别于科学活动的重要特点。黑格尔在《美学》中还重点讨论了人物形象问题,把人物性格作为艺术美的核心。他特别重视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主张文学作品要把人物、人物关系和时代环境结合起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区分了两类不同形象,一是把事物联结成类的形象,这是日常语言中便存在的形象,二是诗歌语言中能给读者造成强烈印象的诗意性形象,后者对文学来说才是必不可少的。
主题分析与形象分析不可分离,主题分析的其中一个路径是创作意图或动机分析。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批评便是从艺术家的意图人手,将表面看来互不相干的诸个表象相联系,剖析作品的深层寓意,他认为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是作者恋母情结(俄狄浦斯情结)的委婉表现,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表达了同样的性压抑造成的弑亲主题,争夺女人才是哈姆雷特的真正动机。
2.一.从诗风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是楚辞的共同特征。例如《离骚》充满奇幻不拘的想象,抒发真情层进反覆。浓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离骚》前半回顾往事,追忆身世、理想和遭遇,基本是写实,但那些比兴手法铺叙夸饰自己的美好品质的诗句,已具有奇异想象的特色;后半写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则更是火一样的浓烈激情、忠贞深沉的爱国情感,通过奔腾飘逸、上天入地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喷发出来。
二.从体式言,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既采用了民歌形式,也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成为一种句式长短不拘、韵句散语相间的新的文学表现形式
三.就语言说,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字、“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四.比兴手法的拓展。它把《诗经》片段的比兴发展成为长篇诗歌中比兴的连续使用,还把《诗经》那种喻象、喻体各自独立的单纯比喻合二为一。在《诗经》基础上拓展的寄情于物、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我国文学中著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传统,影响深远。
五.洁纯美、独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高贵的出身,崇高的理想,峻洁纯美、独立不屈的人格,及其异常浓烈的情感,构成了抒情主人公超凡脱俗的完美想象,具有象征意味,表现了这篇抒情长诗的精神实质。.“美政”理想和深沉的爱国情感。屈原向往“前圣”治国君明臣贤、君臣和谐的境界,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具体治国方略。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坚韧品和疾恶如仇的批判精神。贵族大臣群起而攻,迫害屈原,但屈原仁不放弃他的政治理想而苦苦追求,《离骚》写他上天入地,寻求出路,就是他追求理想实现的形象描绘。批判精神在于他坚定不移地追求光明理想的同时,也直接揭批黑暗、指斥奸佞。
六. "香草美人"的文学意象。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 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屈原自拟弃妇而抒情,以夫妇喻君臣,全诗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香草美人"的文学意象帮助屈原进入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通过对来自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的自由和激情的体验,达到对现实的超越。
3.侠义公案小说,是由历史上的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而成。侠义小说源远流长,其渊源似可追溯到《史记》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在唐传奇、宋话本、明代拟话本中都有侠义的内容。自《水浒传》流行后,通俗小说中形成了一个描写民间英雄传奇故事的系统,主人公行侠仗义,扶危济困,锄暴安良,成为民间最受欢迎的文学类型。公案小说主要描写清官断案、昭雪冤狱故事,在唐传奇、宋话本、明代拟话本中也有类似作品,明后期,出现了《包孝肃公百家公案传演义》、《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公案小说专集,清嘉庆年间,出现了《施公案》,写康熙时的“清官”施仕伦断案故事,有绿林好汉黄天霸等为之效力,将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为一体。清后期的侠义公案小说沿习这一思路,出现了大量的此类作品,较有代表性的有署名“燕北闲人”的《儿女英雄传》、俞万春的《荡寇志》,由说唱加工整理的《三侠五义》。
唐代以前,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各自独立发展。自唐代传奇《昆仑奴》、《红线》、《聂隐娘》等作品出现之后,宋代的《江淮异人录》、明代的《剑侠传》,宋元话本中的“朴刀”、“杆棒”等,均属侠义小说作品。 公案小说从宋人说话中“说公案”起,如宋元话本《简帖和尚》,明代的《龙图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都是公案小说作品。它们都是短篇或短篇集。
近代侠义小说、公案小说合流,风靡一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影响颇大。如《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又名《七侠五义》)、《小五义》及其续书。这些作品已从短篇发展成长篇。其内容几乎都是以一名臣大吏或清官审案折狱为主线,总领一些豪侠之士,把一案内容亘延为数回,组织成跌宕起伏的情节,构成一个完整有机的整体。
近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合流,反映了近代社会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在农民革命斗争的打击下,清政府封建统治朝不保夕,需要更多的帮凶和爪牙。小说中的清官施仕纶、彭朋等人屡遭危难,他们的自身安全与审案断狱,都必须在侠客的帮助下,才有保障;而侠客义士亦须投靠官府,充当“打手”,才能飞黄腾达,封妻荫子,两者互相扶持,互相依靠。因此,近代侠义公案小说的主要思想倾向是:“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士”(问竹主人《忠烈侠义传序》),从“剪恶除霸,匡扶社稷”出发,宣扬“尽忠”思想,提倡“奴才”哲学,鼓吹变节行为。《彭公案》第一回就明言“有道明君,天降贤臣”。书中歌颂清官,具有强烈“颂圣”色彩和表现忠臣的特点。许多豪侠义士,是绿林叛逆,他们投靠官府,出生入死,实质成为奴才。
有少数侠义公案小说,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如《三侠五义》原系说话人的底本,经长期的酝酿和加工,具有“说话”的生动、明快的特色,另于写草野豪杰,“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大多数作品,均“荒率殊甚”,艺术粗糙。
4.两人都是来自欧洲弱国,易氏出生之时,挪威还是丹麦属地、人民不断抗争;而在萧伯纳的青年时代,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同样如火如荼。因此,两人都对争取独立与自由有着极其深切的体会与追求,对所处的社会现实极度不满,在创作中两人都极其鲜明地表达出一种对现实的高度批判精神,主张摈弃以罗曼蒂克、尖锐情景和血淋淋的结局来构筑情节,坚决反对以巧合、误会和离奇的情节耗尽观众注意力的所谓“佳构剧”,萧伯纳曾明确提出,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
萧伯纳的剧作家生涯又是与易卜生密不可分的。这位爱尔兰人原先至多是位二流的小说家,正是由于结识了易卜生作品的英国翻译家和批评家威廉·阿契尔之后,才开始尝试戏剧。1891年,伦敦独立剧院创办之后,他的“易”式处女剧作《鳏夫的房产》被搬上舞台。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发表了题为《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一文,深入讨论了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先进性与现实意义。他认为,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传统戏剧已经过时,如《奥塞罗》就是一部“不能产生现代意义的真悲剧”,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则有力地干预、揭露社会矛盾,萧伯纳曾说:“在她(挪拉)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萧伯纳开始了其戏剧家生涯,在其近半个世纪创作的五十多部作品中,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有《不快意的戏剧》中的《华伦夫人的职业》、《快意的戏剧》中的《武器与人》,以及《芭芭拉少校》、《圣女贞德》和《卖花女》等剧,看得出都带有“易”式戏剧的印记。
异同点;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批判和揭露,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民主的虚伪,道德的罪恶的揭露。《鳏夫的房产》,《青年同盟》;对知识分子和孤独反抗者的推崇《芭芭拉少校》,《玩偶之家》对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和蔑视,《芭芭拉少校》中鼓吹解决社会问题依靠安得谢夫的百万富翁和芭芭拉的未婚夫的知识分子的合作,体现萧伯纳的改良思想。易卜生通过道德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支柱》中的伯尼克最后天良发现,承认罪过,这一结局缺乏现实基础。易卜生戏剧有较严格的悲剧氛围,包含人精神的反叛的主题和孤军同社会对抗的主人公形象特别是婚姻家庭为题材的剧本,揭露婚姻不合理家庭生活虚伪,提出妇女解放的问题。萧伯纳戏剧接近闹剧,其讽刺手法受到狄更斯的影响。八十年代后期,易卜生受到颓废社会思潮影响,由社会问题剧转变为对知识分子心理活动描写例如建筑师其社会问题剧对当时的凑巧剧空无内容的批判,并用现实主义对戏剧进行革新,把戏剧作为表现生活的工具。萧伯纳对垄断阶级的侵略本质和伪善道德进行无情批判但又主张体现生命力的超人的改良主义思想。
5.(1)赵树理是第一个在文学上成功塑造了中国翻身农民形象的作家,在农村题材上做出了一大贡献。他笔下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表现出深厚扎实、血肉丰满的特点。
(2)赵树理的小说真实、细腻、朴素地描绘了农民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家庭生活,富有农村特有的生活情趣,而且,通过家庭内部的种种冲突,相当深刻地表明了改造农村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达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
(3)赵树理的小说多涉及工作路线、方针、作风问题,既不回避生活中的阴暗面,又以明朗、幽默的喜剧情调表现出对胜利的信心,构成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其艺术特色是(1)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出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赵树理写过欧化的新小说,又谙熟传统评书和农民语言,取得了创造性地突破。他的小说在语言上的创造,对形成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关系甚大。
(2)赵树理小说代表着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的共同特点,如以表现农民争取解放、改造旧规陋习,歌颂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的新思想,以及表现他们翻身后欣喜愉悦的心情等为基本内容,以戏谑、轻快、诙谐为基本的色调等。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了50年代,已形成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小说。
(3)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反映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但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恋爱婚姻习俗;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
(4)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一气贯通,又多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6.“延安文学”的得失
延安文学发展至后期,虽然在意识形态本性上呈现了一种日趋单一的状态,形成了一种党的文学观念和党的文学形态,但是,前后期之间发展与嬗变的历程是非常复杂的,党的文学观念在话语实践层面上表现出来的东西也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在我看来,延安文学史具有非常复杂的一面。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以之作为起点,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历史的复杂性。比如,延安文学在其资源的取舍和重新整合上显现了它的复杂性。延安文学的形成既跟20世纪三十年代的苏区文艺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也跟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同样不可忽视的承继关系,不仅在其写作人员的构成上,而且在其艺术表现形态上,它都体现了这两方面传统的冲突和汇合,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的冲突和汇合。延安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这在前期延安文学——比如丁玲等人的小说和杂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人们以往对此表现了足够注意,但是对后期延安文学中的“五四”因素却表现了一种盲视和漠然的态度。其实,后期延安文学并没有完全斩断“五四”文学传统,因为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话语构建中,他对“五四”并非如蒋介石一样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而是采取了一种改造和转换的态度。正是在这转换中,“五四”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发生了新的变异。正因为如此,延安文学发展至后期,它在跟“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上显现了更为隐蔽和复杂的一面,需要我们对之做更为细致的历史性清理。此外,延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跟民间文艺形态也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性关联,对民间审美文化形态的重视,其实贯穿了延安文学发展的始终。以上所言是从纵向来说的,倘若把考察的视野拓宽些,考虑到俄苏文学和世界范围内红色文学的影响,那么,延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面影就显得更为复杂了。